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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肯塔基的夕阳映红了我们父子。父亲坐在小旅馆阳台的藤椅里思索着该怎么回答我的问题。我从来没有料到过会有这么
一天,有勇气问父亲他内心的感受。父亲更是没有准备过回答我这么尖锐的问题。过了一会儿,父亲沉重地开口:“我之
所以选择这样的生活,一方面是为了需要,不得不如此,一方面是为了兴趣,科学研究的路越走越广,该做的事越来越
多。”

  一九七三年的秋天,父亲来美国演讲,顺道跟我相聚。在我栖身的小阁楼里挨过了一夜之后,父亲受不了老床下陷,
而床里的弹簧又扎得他难受,于是搬到附近的一家小旅馆跟我又聚了两天。在这时候,我已经当了两年的研究生,在太阳
底下没有我不敢问的问题了。父亲大半辈子在实验室里作研究,每天回家之后接着整理资料,写论文,看书,学新的知识。
他没有跟我打过球,没有跟我下过棋,没有跟我亲热过。我正准备走父亲的学术道路,我想知道如今他后悔不后悔让这
一辈子几乎全在实验室里度过。

  “你们小的时候,他们要害我的性命,给我戴了一顶共产党嫌疑犯的帽子,几次逮我入台北的警备总部的牢房。每次
我被放出来之后,还要跟那些诬陷我的同事一起上班,我的一些亲戚和学生避我唯恐不及,真是受屈辱啊!我没有一点势
力,没有一点钱财,要是他们弄死了我,妈妈怎么带你们三个兄弟过活?我没有别的办法,只有努力在实验室里做研究,
多在国外的科学期刊上发表论文。那些害我的人,懒得工作,写不出论文。我要面对着他们,望着他们的眼睛,跟他们
讨论工作,我要活得有尊严。必须在国际学术界上有最高的地位,这样,他们在要我的性命之前,得要多一层的顾忌。”
父亲落寞地说着。

  当年,我才小学四年级,弟弟是二年级,正是天真烂漫的年纪。一天放学回家,老奶奶站在台南糖业试验所宿舍区
大院的路上等着我们。“宪兵的吉普车又把爸爸妈妈都带走了!”她老人家惶恐无助地告诉我们。这么几十年来,我只
记得瘦小的奶奶和她细长的影子在大院的门口等着弟弟和我放学。至于我们怎么跟着她缠裹的小脚蹭回家的,当夜是怎么
过的,就全不记得了。这位奶奶跟我们没有血缘关系,然而她是把弟弟和我带大的一位至亲家人。

  将来有那么一天,我卸下了潜意识的盔甲武装,可能想得起当时的情况。可是,我绝对不能解除盔甲。记不得的,
还是任由它去好些。这种事,不堪回首。

  自古以来,知识分子的嗜血性,不亚于任何其他野兽。在台湾肃清共谍的时代,有些人的良心和人性沉沦到不知胡地。
父亲被诬陷的事,是家里的禁忌。大人不提,孩子们也不敢问,只是吓得使劲地默默祈祷,希望国民党的特务们别再来逮
父亲。

  我一直都以为父亲把全副精力放在科学研究上只是为了追求真理,从来没有想过他还要奋斗求生,尊严地活着,呵护
我们三个稚子和母亲。父亲是一个单纯的科学家,除了在实验室里研究科学,别的事就都不会了,也做不了。他只好拼命
在研究室里做实验,写论文。

  不让同僚害了性命,这是一个多么卑微的愿望啊!而父亲穷其一生!

  从前国民党的政府要知道公教人员灵魂深处想些什么。我当教师的时候,还填写过思想连保的表格。表格上有一栏要
交代一生中最痛苦的事。我填的是“在高中时,老要补考。”父亲也要填这些表格。他填的是“五岁失怙,至痛。”

  父亲失怙之后,寄养在一位善心的姑姑家里。念书则全由仁慈的叔爷爷接济。别人家里的父母手足待他再好,毕竟
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手足。他还是老想到自己是个孤儿。父亲从燕京大学放假返乡那年,才知道平时在家里老是望着他,
朝着他傻笑的那位妇人就是生母。祖父过世,随后四岁的叔叔夭折了。祖母受不了这般打击,神经错乱了。族人没让父亲
知道。而这次返乡,要为他的生母送葬。

  “父亲,你怎么受得了这么些惨事呢?”

  “失怙的人,再受不了,也得忍着!”

  父亲生怕没有尽力护着我们。我们却嫌他管得太多、太严了。

  “时间到了,自修念书去。”

  “功课都做完了?拿过来让我看看。”

  “加件衣服,别着凉了。”

  “该理发了。”

  “早一点睡觉去。”

  “该吃维他命了。”

  “站要站得直直的,坐要坐得正正的,字要写得端端楷楷的。”

  
这些当年我们最不喜欢听的话,在父亲过世之后,又回到我的耳边了。只是,现在这些话是由我跟孩子们说了。

  “爹爹,我也想念爷爷。”女儿莲莲跟我说。

  “乖,别难过,爷爷还活在爹爹的身上。”

  “你长大了,当个好人,有了孩子,好好地爱护你的孩子,爷爷就活在你的身上。”

  莲莲泪眼盈盈。

  “你懂么?你真的懂了么?我心爱的小莲莲!”
(大土佬兒于 1998 年寫于紐約阿帕拉契山內。)